瓦房店市孔子文化研究会

名家传道

李辉、余秋雨与批评的自由

2009-07-15 浏览1739次

易中天

2009年6月26日的《南方都市报》，发表了作家阎延文的一篇文章，题目是《余秋雨离大众有多远》。在这篇文章中，阎延文女士谈到，在中国，正常的批评之所以那么难，原因之一，是只要有人进行批评，就会有人说这是“文人相轻”，或者说他“借名人上位”，或者问他“你是道德家吗”。正是这三大“文化路障”，使“敢说真话的批评家成为稀缺产品”。她认为，这是“比捐款门更令我们深思的问题”。我同意这个观点。我认为，我们这个时代，迫切需要批评，包括道德批评，也包括文艺批评和学术批评。而且我还认为，这种批评应该是自由的。只不过同时认为，它又应该是有规则的。可以说，自由而有序，就是我对批评的理想。在《道德批评的原则与底线》（2009年6月18日《南方周末》）一文中，我谈了“批评的规则”；在这篇文章里，我要谈“批评的自由”。我认为，这种自由，可以概括为“三不问”，即不问动机，不问资格，不问对象。下面，就以李辉先生的质疑，和余秋雨公民的被质疑为例，展开来说说。一批评不能问动机批评问动机，原本是一件十分可笑的事。动机，有什么意义呢？比方说，被双规的贪官为了保命，把别的贪官也供了出来，难道纪检委能够因为“举报动机不纯”，就不查了？又比方说，一个人在街上随地吐痰，被批评了，他却反问：你什么动机？故意找茬是不是？就你干净是不是？告诉你，少来！这样的事情，大家不觉得可笑吗？遗憾的是，这种可笑的事情，几乎天天发生。李辉先生质疑文怀沙老人的时候，就曾经有人问：有“过节”吧？“受人指使”吧？后来我说话，又马上有人问：他想干什么？没事找事吧？闲得无聊吧？趁机炒作吧？吸引眼球吧？把我肚子都笑疼了。这也并不奇怪。因为一事当前，先问动机，是中国人最为惯常的思维方式。正因为中国人吃这一套，所以，被批评者便可以拿它来做挡箭牌。比如余秋雨公民就是。早年他就把对他的批评，说成是“文化杀手”与“盗版集团”的合谋。后来又把“忏悔问题”，也跟盗版挂起钩来。看他如此荒唐，当时我就忍不住写了一篇文章。我问：如果全国各地都齐声颂扬余秋雨，媒体上铺天盖地都是歌功颂德的文章，盗版集团难道就不趁机捞一把了？苟如此，余先生是不是也要对同志们的赞扬，表示愤怒或烦恼呢？可惜，这样的意见，他一句也听不进去。这一回又故伎重演，把对捐款问题的质疑，说成是“咬余专业户”所为。哈哈！这个逻辑如果成立，则所谓“咬余专业户”，恐怕就不止四个了。后来，他又发表博文，暗示还是“盗版2009年6月26日的《南方都市报》，发表了作家阎延文的一篇文章，题目是《余秋雨离大众有多远》。在这篇文章中，阎延文女士谈到，在中国，正常的批评之所以那么难，原因之一，是只要有人进行批评，就会有人说这是“文人相轻”，或者说他“评谁，是批评者自己的事，别人不能干预。李辉先生质疑文怀沙的时候，曾经有人说，李辉作为人民日报记者，应当去揭露官员假年龄、假学历和私生活。还有人说，某某某“涉嫌造假”，比文怀沙严重多了，你怎么不管？这些话，我都不同意。我同意刘洪波先生的观点，李辉该做什么，他自己是可以选择的。你认为李辉应该做这做那，这是你的意志，你不能把你的意志强加于李辉。李辉的自由，也是我们的自由。所以，我们不能问李辉：你为什么只质疑文怀沙，不质疑余秋雨？同样，也不能反过来问我：你为什么只质疑余秋雨，不质疑文怀沙？当然，如果有人批评我，我也不能问：你为什么批评我？你有什么资格批评我？你为什么只批评我，不批评李辉？批评的自由，是每个人的自由。李辉有，我也有，大家都有。正因为批评的自由，是一切人的，所以不能没有“游戏规则”。这些规则，就包括“证据确凿，立场公正，保护隐私，尊重人格”。其中，证据确凿和立场公正，是“真的原则”；保护隐私和尊重人格，是“善的原则”。这就是“四原则”，也就是批评的“操作原则”。本文说的“三不问”（不问动机，不问资格，不问对象），则是批评的“前提原则”。有此“三不问”和“四原则”，我们的批评，就可以“从心所欲不逾矩”了。此论当否，敬请批评！原载2009年6月30日《南方都市报》B15版责任编辑刘炜茗借名人上位”，或者问他“你是道德家吗者”所为。这就更搞笑了。余先生的意思，总不会是要盗版集团替他掏那20万吧？大家想想，拿动机说事，行吗？二批评不能问资格如果说拿动机说事，是余秋雨公民对付批评的第一招；那么，他的第二招就是问资格。在《不准继续侮辱中国人》一文中，余秋雨公民斩钉截铁地说：“我可以断定，这些人（指批评他的人）一定没有捐款，没有默哀，没有到过灾区，家人亲族中也没有人参加过灾区援救队和志愿者队伍。”这意思很清楚，如果没有捐款，没有默哀，没有到过灾区，家人亲族中也没有人是援救队和志愿者，就没资格批评他或质疑他。我不知道这个“准入门槛”的“立法依据”是什么，也不知道他开出的那几个条件，是必须全部满足呢，还是有一个就行？倘若有一个就行（比如默哀），那人数可就多了，这门槛不设也罢。倘若“一个都不能少”，则余秋雨公民自己，都未必能够“达标”。因为他的家人亲族中，也未必有援救队呀！这样一来，这个门槛，岂非等于“不准批评”？由此可见，批评是不能设门槛，也是不能问资格的。李辉先生的文章发表后，曾经有人说“指责文怀沙之前请先照照镜子”。这话我也不同意。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。每个人都有问题，每个人都有缺点。如果都要“指责之前先照镜子”，那就没人能够行使批评权了。甚至，我们还可以把话说得更透彻一点：有道德问题或道德缺陷的人，也可以批评别人。打个不一定恰当的比方，就是贪官也可以揭发贪官，批评贪腐，尽管这比较可笑。但可笑归可笑，只要他说的是事实，也得承认。三批评不能问对象批评不问资格，就是说任何人都可以批评别人；批评不问对象，就是说任何人都可以被人批评，包括文怀沙老人、余秋雨公民、李辉先生，还有我，都不例外。不过，人生七十古来稀。对七八十岁以上的老人，措词最好客气一点，以示我们民族尊老爱幼的美德。但可以批评，则没有疑问。总之，只要是十八岁以上具有民事责任能力的公民，都可以成为批评的对象。像某人那样，说什么批评他就是“侮辱中国人”，就未免太把自己当干粮了！同样，对李辉先生，也可以批评。为什么有人认为不能批评？无非因为他“打假”，动机是好的。这就又是“问动机”了。既然我们不能从动机出发，反对李辉的质疑；那么，也不能从动机出发，肯定李辉的质疑。否则就不公平，就是“双重标准”。要肯定李辉，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检视他的质疑本身。方法和结果全对，就全面肯定；方法对结果不对，或结果对方法不对，就部分肯定；方法和结果都不对，就全面否定。动机，是没意义的。批评不问对象，还有一层意思，就是批”。正是这三大“文化路障”，使“敢说真话的批评家成为稀缺产品”。她认为，这是“比捐款门更令我们深思的问题”。

者”所为。这就更搞笑了。余先生的意思，总不会是要盗版集团替他掏那20万吧？大家想想，拿动机说事，行吗？二批评不能问资格如果说拿动机说事，是余秋雨公民对付批评的第一招；那么，他的第二招就是问资格。在《不准继续侮辱中国人》一文中，余秋雨公民斩钉截铁地说：“我可以断定，这些人（指批评他的人）一定没有捐款，没有默哀，没有到过灾区，家人亲族中也没有人参加过灾区援救队和志愿者队伍。”这意思很清楚，如果没有捐款，没有默哀，没有到过灾区，家人亲族中也没有人是援救队和志愿者，就没资格批评他或质疑他。我不知道这个“准入门槛”的“立法依据”是什么，也不知道他开出的那几个条件，是必须全部满足呢，还是有一个就行？倘若有一个就行（比如默哀），那人数可就多了，这门槛不设也罢。倘若“一个都不能少”，则余秋雨公民自己，都未必能够“达标”。因为他的家人亲族中，也未必有援救队呀！这样一来，这个门槛，岂非等于“不准批评”？由此可见，批评是不能设门槛，也是不能问资格的。李辉先生的文章发表后，曾经有人说“指责文怀沙之前请先照照镜子”。这话我也不同意。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。每个人都有问题，每个人都有缺点。如果都要“指责之前先照镜子”，那就没人能够行使批评权了。甚至，我们还可以把话说得更透彻一点：有道德问题或道德缺陷的人，也可以批评别人。打个不一定恰当的比方，就是贪官也可以揭发贪官，批评贪腐，尽管这比较可笑。但可笑归可笑，只要他说的是事实，也得承认。三批评不能问对象批评不问资格，就是说任何人都可以批评别人；批评不问对象，就是说任何人都可以被人批评，包括文怀沙老人、余秋雨公民、李辉先生，还有我，都不例外。不过，人生七十古来稀。对七八十岁以上的老人，措词最好客气一点，以示我们民族尊老爱幼的美德。但可以批评，则没有疑问。总之，只要是十八岁以上具有民事责任能力的公民，都可以成为批评的对象。像某人那样，说什么批评他就是“侮辱中国人”，就未免太把自己当干粮了！同样，对李辉先生，也可以批评。为什么有人认为不能批评？无非因为他“打假”，动机是好的。这就又是“问动机”了。既然我们不能从动机出发，反对李辉的质疑；那么，也不能从动机出发，肯定李辉的质疑。否则就不公平，就是“双重标准”。要肯定李辉，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检视他的质疑本身。方法和结果全对，就全面肯定；方法对结果不对，或结果对方法不对，就部分肯定；方法和结果都不对，就全面否定。动机，是没意义的。批评不问对象，还有一层意思，就是批我同意这个观点。我认为，我们这个时代，迫切需要批评，包括道德批评，也包括文艺批评和学术批评。而且我还认为，者”所为。这就更搞笑了。余先生的意思，总不会是要盗版集团替他掏那20万吧？大家想想，拿动机说事，行吗？二批评不能问资格如果说拿动机说事，是余秋雨公民对付批评的第一招；那么，他的第二招就是问资格。在《不准继续侮辱中国人》一文中，余秋雨公民斩钉截铁地说：“我可以断定，这些人（指批评他的人）一定没有捐款，没有默哀，没有到过灾区，家人亲族中也没有人参加过灾区援救队和志愿者队伍。”这意思很清楚，如果没有捐款，没有默哀，没有到过灾区，家人亲族中也没有人是援救队和志愿者，就没资格批评他或质疑他。我不知道这个“准入门槛”的“立法依据”是什么，也不知道他开出的那几个条件，是必须全部满足呢，还是有一个就行？倘若有一个就行（比如默哀），那人数可就多了，这门槛不设也罢。倘若“一个都不能少”，则余秋雨公民自己，都未必能够“达标”。因为他的家人亲族中，也未必有援救队呀！这样一来，这个门槛，岂非等于“不准批评”？由此可见，批评是不能设门槛，也是不能问资格的。李辉先生的文章发表后，曾经有人说“指责文怀沙之前请先照照镜子”。这话我也不同意。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。每个人都有问题，每个人都有缺点。如果都要“指责之前先照镜子”，那就没人能够行使批评权了。甚至，我们还可以把话说得更透彻一点：有道德问题或道德缺陷的人，也可以批评别人。打个不一定恰当的比方，就是贪官也可以揭发贪官，批评贪腐，尽管这比较可笑。但可笑归可笑，只要他说的是事实，也得承认。三批评不能问对象批评不问资格，就是说任何人都可以批评别人；批评不问对象，就是说任何人都可以被人批评，包括文怀沙老人、余秋雨公民、李辉先生，还有我，都不例外。不过，人生七十古来稀。对七八十岁以上的老人，措词最好客气一点，以示我们民族尊老爱幼的美德。但可以批评，则没有疑问。总之，只要是十八岁以上具有民事责任能力的公民，都可以成为批评的对象。像某人那样，说什么批评他就是“侮辱中国人”，就未免太把自己当干粮了！同样，对李辉先生，也可以批评。为什么有人认为不能批评？无非因为他“打假”，动机是好的。这就又是“问动机”了。既然我们不能从动机出发，反对李辉的质疑；那么，也不能从动机出发，肯定李辉的质疑。否则就不公平，就是“双重标准”。要肯定李辉，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检视他的质疑本身。方法和结果全对，就全面肯定；方法对结果不对，或结果对方法不对，就部分肯定；方法和结果都不对，就全面否定。动机，是没意义的。批评不问对象，还有一层意思，就是批这种批评应该是自由的。只不过同时认为，它又应该是有规则的评谁，是批评者自己的事，别人不能干预。李辉先生质疑文怀沙的时候，曾经有人说，李辉作为人民日报记者，应当去揭露官员假年龄、假学历和私生活。还有人说，某某某“涉嫌造假”，比文怀沙严重多了，你怎么不管？这些话，我都不同意。我同意刘洪波先生的观点，李辉该做什么，他自己是可以选择的。你认为李辉应该做这做那，这是你的意志，你不能把你的意志强加于李辉。李辉的自由，也是我们的自由。所以，我们不能问李辉：你为什么只质疑文怀沙，不质疑余秋雨？同样，也不能反过来问我：你为什么只质疑余秋雨，不质疑文怀沙？当然，如果有人批评我，我也不能问：你为什么批评我？你有什么资格批评我？你为什么只批评我，不批评李辉？批评的自由，是每个人的自由。李辉有，我也有，大家都有。正因为批评的自由，是一切人的，所以不能没有“游戏规则”。这些规则，就包括“证据确凿，立场公正，保护隐私，尊重人格”。其中，证据确凿和立场公正，是“真的原则”；保护隐私和尊重人格，是“善的原则”。这就是“四原则”，也就是批评的“操作原则”。本文说的“三不问”（不问动机，不问资格，不问对象），则是批评的“前提原则”。有此“三不问”和“四原则”，我们的批评，就可以“从心所欲不逾矩”了。此论当否，敬请批评！原载2009年6月30日《南方都市报》B15版责任编辑刘炜茗。可以说，自由而有序，就是我对批评的理想。在《道德批评的原则与底线》（2009年6者”所为。这就更搞笑了。余先生的意思，总不会是要盗版集团替他掏那20万吧？大家想想，拿动机说事，行吗？二批评不能问资格如果说拿动机说事，是余秋雨公民对付批评的第一招；那么，他的第二招就是问资格。在《不准继续侮辱中国人》一文中，余秋雨公民斩钉截铁地说：“我可以断定，这些人（指批评他的人）一定没有捐款，没有默哀，没有到过灾区，家人亲族中也没有人参加过灾区援救队和志愿者队伍。”这意思很清楚，如果没有捐款，没有默哀，没有到过灾区，家人亲族中也没有人是援救队和志愿者，就没资格批评他或质疑他。我不知道这个“准入门槛”的“立法依据”是什么，也不知道他开出的那几个条件，是必须全部满足呢，还是有一个就行？倘若有一个就行（比如默哀），那人数可就多了，这门槛不设也罢。倘若“一个都不能少”，则余秋雨公民自己，都未必能够“达标”。因为他的家人亲族中，也未必有援救队呀！这样一来，这个门槛，岂非等于“不准批评”？由此可见，批评是不能设门槛，也是不能问资格的。李辉先生的文章发表后，曾经有人说“指责文怀沙之前请先照照镜子”。这话我也不同意。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。每个人都有问题，每个人都有缺点。如果都要“指责之前先照镜子”，那就没人能够行使批评权了。甚至，我们还可以把话说得更透彻一点：有道德问题或道德缺陷的人，也可以批评别人。打个不一定恰当的比方，就是贪官也可以揭发贪官，批评贪腐，尽管这比较可笑。但可笑归可笑，只要他说的是事实，也得承认。三批评不能问对象批评不问资格，就是说任何人都可以批评别人；批评不问对象，就是说任何人都可以被人批评，包括文怀沙老人、余秋雨公民、李辉先生，还有我，都不例外。不过，人生七十古来稀。对七八十岁以上的老人，措词最好客气一点，以示我们民族尊老爱幼的美德。但可以批评，则没有疑问。总之，只要是十八岁以上具有民事责任能力的公民，都可以成为批评的对象。像某人那样，说什么批评他就是“侮辱中国人”，就未免太把自己当干粮了！同样，对李辉先生，也可以批评。为什么有人认为不能批评？无非因为他“打假”，动机是好的。这就又是“问动机”了。既然我们不能从动机出发，反对李辉的质疑；那么，也不能从动机出发，肯定李辉的质疑。否则就不公平，就是“双重标准”。要肯定李辉，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检视他的质疑本身。方法和结果全对，就全面肯定；方法对结果不对，或结果对方法不对，就部分肯定；方法和结果都不对，就全面否定。动机，是没意义的。批评不问对象，还有一层意思，就是批月18日评谁，是批评者自己的事，别人不能干预。李辉先生质疑文怀沙的时候，曾经有人说，李辉作为人民日报记者，应当去揭露官员假年龄、假学历和私生活。还有人说，某某某“涉嫌造假”，比文怀沙严重多了，你怎么不管？这些话，我都不同意。我同意刘洪波先生的观点，李辉该做什么，他自己是可以选择的。你认为李辉应该做这做那，这是你的意志，你不能把你的意志强加于李辉。李辉的自由，也是我们的自由。所以，我们不能问李辉：你为什么只质疑文怀沙，不质疑余秋雨？同样，也不能反过来问我：你为什么只质疑余秋雨，不质疑文怀沙？当然，如果有人批评我，我也不能问：你为什么批评我？你有什么资格批评我？你为什么只批评我，不批评李辉？批评的自由，是每个人的自由。李辉有，我也有，大家都有。正因为批评的自由，是一切人的，所以不能没有“游戏规则”。这些规则，就包括“证据确凿，立场公正，保护隐私，尊重人格”。其中，证据确凿和立场公正，是“真的原则”；保护隐私和尊重人格，是“善的原则”。这就是“四原则”，也就是批评的“操作原则”。本文说的“三不问”（不问动机，不问资格，不问对象），则是批评的“前提原则”。有此“三不问”和“四原则”，我们的批评，就可以“从心所欲不逾矩”了。此论当否，敬请批评！原载2009年6月30日《南方都市报》B15版责任编辑刘炜茗《南方周末》）一文中，我谈了“批评的规则”；在这篇文章里，我要谈“ 李辉、余秋雨与批评的自由易中天 2009年6月26日的《南方都市报》，发表了作家阎延文的一篇文章，题目是《余秋雨离大众有多远》。在这篇文章中，阎延文女士谈到，在中国，正常的批评之所以那么难，原因之一，是只要有人进行批评，就会有人说这是“文人相轻”，或者说他“借名人上位”，或者问他“你是道德家吗”。正是这三大“文化路障”，使“敢说真话的批评家成为稀缺产品”。她认为，这是“比捐款门更令我们深思的问题”。我同意这个观点。我认为，我们这个时代，迫切需要批评，包括道德批评，也包括文艺批评和学术批评。而且我还认为，这种批评应该是自由的。只不过同时认为，它又应该是有规则的。可以说，自由而有序，就是我对批评的理想。在《道德批评的原则与底线》（2009年6月18日《南方周末》）一文中，我谈了“批评的规则”；在这篇文章里，我要谈“批评的自由”。我认为，这种自由，可以概括为“三不问”，即不问动机，不问资格，不问对象。下面，就以李辉先生的质疑，和余秋雨公民的被质疑为例，展开来说说。一批评不能问动机批评问动机，原本是一件十分可笑的事。动机，有什么意义呢？比方说，被双规的贪官为了保命，把别的贪官也供了出来，难道纪检委能够因为“举报动机不纯”，就不查了？又比方说，一个人在街上随地吐痰，被批评了，他却反问：你什么动机？故意找茬是不是？就你干净是不是？告诉你，少来！这样的事情，大家不觉得可笑吗？遗憾的是，这种可笑的事情，几乎天天发生。李辉先生质疑文怀沙老人的时候，就曾经有人问：有“过节”吧？“受人指使”吧？后来我说话，又马上有人问：他想干什么？没事找事吧？闲得无聊吧？趁机炒作吧？吸引眼球吧？把我肚子都笑疼了。这也并不奇怪。因为一事当前，先问动机，是中国人最为惯常的思维方式。正因为中国人吃这一套，所以，被批评者便可以拿它来做挡箭牌。比如余秋雨公民就是。早年他就把对他的批评，说成是“文化杀手”与“盗版集团”的合谋。后来又把“忏悔问题”，也跟盗版挂起钩来。看他如此荒唐，当时我就忍不住写了一篇文章。我问：如果全国各地都齐声颂扬余秋雨，媒体上铺天盖地都是歌功颂德的文章，盗版集团难道就不趁机捞一把了？苟如此，余先生是不是也要对同志们的赞扬，表示愤怒或烦恼呢？可惜，这样的意见，他一句也听不进去。这一回又故伎重演，把对捐款问题的质疑，说成是“咬余专业户”所为。哈哈！这个逻辑如果成立，则所谓“咬余专业户”，恐怕就不止四个了。后来，他又发表博文，暗示还是“盗版批评的自由”。我认为，这种自由，可以概括为“三不问者”所为。这就更搞笑了。余先生的意思，总不会是要盗版集团替他掏那20万吧？大家想想，拿动机说事，行吗？二批评不能问资格如果说拿动机说事，是余秋雨公民对付批评的第一招；那么，他的第二招就是问资格。在《不准继续侮辱中国人》一文中，余秋雨公民斩钉截铁地说：“我可以断定，这些人（指批评他的人）一定没有捐款，没有默哀，没有到过灾区，家人亲族中也没有人参加过灾区援救队和志愿者队伍。”这意思很清楚，如果没有捐款，没有默哀，没有到过灾区，家人亲族中也没有人是援救队和志愿者，就没资格批评他或质疑他。我不知道这个“准入门槛”的“立法依据”是什么，也不知道他开出的那几个条件，是必须全部满足呢，还是有一个就行？倘若有一个就行（比如默哀），那人数可就多了，这门槛不设也罢。倘若“一个都不能少”，则余秋雨公民自己，都未必能够“达标”。因为他的家人亲族中，也未必有援救队呀！这样一来，这个门槛，岂非等于“不准批评”？由此可见，批评是不能设门槛，也是不能问资格的。李辉先生的文章发表后，曾经有人说“指责文怀沙之前请先照照镜子”。这话我也不同意。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。每个人都有问题，每个人都有缺点。如果都要“指责之前先照镜子”，那就没人能够行使批评权了。甚至，我们还可以把话说得更透彻一点：有道德问题或道德缺陷的人，也可以批评别人。打个不一定恰当的比方，就是贪官也可以揭发贪官，批评贪腐，尽管这比较可笑。但可笑归可笑，只要他说的是事实，也得承认。三批评不能问对象批评不问资格，就是说任何人都可以批评别人；批评不问对象，就是说任何人都可以被人批评，包括文怀沙老人、余秋雨公民、李辉先生，还有我，都不例外。不过，人生七十古来稀。对七八十岁以上的老人，措词最好客气一点，以示我们民族尊老爱幼的美德。但可以批评，则没有疑问。总之，只要是十八岁以上具有民事责任能力的公民，都可以成为批评的对象。像某人那样，说什么批评他就是“侮辱中国人”，就未免太把自己当干粮了！同样，对李辉先生，也可以批评。为什么有人认为不能批评？无非因为他“打假”，动机是好的。这就又是“问动机”了。既然我们不能从动机出发，反对李辉的质疑；那么，也不能从动机出发，肯定李辉的质疑。否则就不公平，就是“双重标准”。要肯定李辉，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检视他的质疑本身。方法和结果全对，就全面肯定；方法对结果不对，或结果对方法不对，就部分肯定；方法和结果都不对，就全面否定。动机，是没意义的。批评不问对象，还有一层意思，就是批”，即不问动机，不问资格，不问对象。下面，就以李辉先生的质疑，和余秋雨公民的被质疑为例，展开来说说。

李辉、余秋雨与批评的自由易中天 2009年6月26日的《南方都市报》，发表了作家阎延文的一篇文章，题目是《余秋雨离大众有多远》。在这篇文章中，阎延文女士谈到，在中国，正常的批评之所以那么难，原因之一，是只要有人进行批评，就会有人说这是“文人相轻”，或者说他“借名人上位”，或者问他“你是道德家吗”。正是这三大“文化路障”，使“敢说真话的批评家成为稀缺产品”。她认为，这是“比捐款门更令我们深思的问题”。我同意这个观点。我认为，我们这个时代，迫切需要批评，包括道德批评，也包括文艺批评和学术批评。而且我还认为，这种批评应该是自由的。只不过同时认为，它又应该是有规则的。可以说，自由而有序，就是我对批评的理想。在《道德批评的原则与底线》（2009年6月18日《南方周末》）一文中，我谈了“批评的规则”；在这篇文章里，我要谈“批评的自由”。我认为，这种自由，可以概括为“三不问”，即不问动机，不问资格，不问对象。下面，就以李辉先生的质疑，和余秋雨公民的被质疑为例，展开来说说。一批评不能问动机批评问动机，原本是一件十分可笑的事。动机，有什么意义呢？比方说，被双规的贪官为了保命，把别的贪官也供了出来，难道纪检委能够因为“举报动机不纯”，就不查了？又比方说，一个人在街上随地吐痰，被批评了，他却反问：你什么动机？故意找茬是不是？就你干净是不是？告诉你，少来！这样的事情，大家不觉得可笑吗？遗憾的是，这种可笑的事情，几乎天天发生。李辉先生质疑文怀沙老人的时候，就曾经有人问：有“过节”吧？“受人指使”吧？后来我说话，又马上有人问：他想干什么？没事找事吧？闲得无聊吧？趁机炒作吧？吸引眼球吧？把我肚子都笑疼了。这也并不奇怪。因为一事当前，先问动机，是中国人最为惯常的思维方式。正因为中国人吃这一套，所以，被批评者便可以拿它来做挡箭牌。比如余秋雨公民就是。早年他就把对他的批评，说成是“文化杀手”与“盗版集团”的合谋。后来又把“忏悔问题”，也跟盗版挂起钩来。看他如此荒唐，当时我就忍不住写了一篇文章。我问：如果全国各地都齐声颂扬余秋雨，媒体上铺天盖地都是歌功颂德的文章，盗版集团难道就不趁机捞一把了？苟如此，余先生是不是也要对同志们的赞扬，表示愤怒或烦恼呢？可惜，这样的意见，他一句也听不进去。这一回又故伎重演，把对捐款问题的质疑，说成是“咬余专业户”所为。哈哈！这个逻辑如果成立，则所谓“咬余专业户”，恐怕就不止四个了。后来，他又发表博文，暗示还是“盗版一批评不能问动机

批评问动机，原本是一件十分可笑的事。动机，有什么意义呢？比方说，被双规的贪官为了保命，把别的贪官也供了出来，难道纪检委能够因为“举报动机不纯”，就不查了？又比方说，一个人在街上随地吐痰，被批评了，他却反问：你什么动机？故意找茬是不是？就你干净是不是？告诉你，少来！这样的事情，大家不觉得可笑吗？

这也并不奇怪。因为者”所为。这就更搞笑了。余先生的意思，总不会是要盗版集团替他掏那20万吧？大家想想，拿动机说事，行吗？二批评不能问资格如果说拿动机说事，是余秋雨公民对付批评的第一招；那么，他的第二招就是问资格。在《不准继续侮辱中国人》一文中，余秋雨公民斩钉截铁地说：“我可以断定，这些人（指批评他的人）一定没有捐款，没有默哀，没有到过灾区，家人亲族中也没有人参加过灾区援救队和志愿者队伍。”这意思很清楚，如果没有捐款，没有默哀，没有到过灾区，家人亲族中也没有人是援救队和志愿者，就没资格批评他或质疑他。我不知道这个“准入门槛”的“立法依据”是什么，也不知道他开出的那几个条件，是必须全部满足呢，还是有一个就行？倘若有一个就行（比如默哀），那人数可就多了，这门槛不设也罢。倘若“一个都不能少”，则余秋雨公民自己，都未必能够“达标”。因为他的家人亲族中，也未必有援救队呀！这样一来，这个门槛，岂非等于“不准批评”？由此可见，批评是不能设门槛，也是不能问资格的。李辉先生的文章发表后，曾经有人说“指责文怀沙之前请先照照镜子”。这话我也不同意。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。每个人都有问题，每个人都有缺点。如果都要“指责之前先照镜子”，那就没人能够行使批评权了。甚至，我们还可以把话说得更透彻一点：有道德问题或道德缺陷的人，也可以批评别人。打个不一定恰当的比方，就是贪官也可以揭发贪官，批评贪腐，尽管这比较可笑。但可笑归可笑，只要他说的是事实，也得承认。三批评不能问对象批评不问资格，就是说任何人都可以批评别人；批评不问对象，就是说任何人都可以被人批评，包括文怀沙老人、余秋雨公民、李辉先生，还有我，都不例外。不过，人生七十古来稀。对七八十岁以上的老人，措词最好客气一点，以示我们民族尊老爱幼的美德。但可以批评，则没有疑问。总之，只要是十八岁以上具有民事责任能力的公民，都可以成为批评的对象。像某人那样，说什么批评他就是“侮辱中国人”，就未免太把自己当干粮了！同样，对李辉先生，也可以批评。为什么有人认为不能批评？无非因为他“打假”，动机是好的。这就又是“问动机”了。既然我们不能从动机出发，反对李辉的质疑；那么，也不能从动机出发，肯定李辉的质疑。否则就不公平，就是“双重标准”。要肯定李辉，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检视他的质疑本身。方法和结果全对，就全面肯定；方法对结果不对，或结果对方法不对，就部分肯定；方法和结果都不对，就全面否定。动机，是没意义的。批评不问对象，还有一层意思，就是批一事当前，先问动机，是中国人最为惯常的思维方式。正因为中国人吃这一套，所以，被批评者便可以拿它来做挡箭牌。比如余秋雨公民就是。早年他就把对他的批评，说成是“文化杀手”与“盗版集团”的合谋。后来又把“忏悔问题”，也跟盗版挂起钩来。看他如此荒唐，当时我就忍不住写了一篇文章。我问：如果全国各地都齐声颂扬余秋雨，媒体上铺天盖地都是歌功颂德的文章，盗版集团难道就不趁机捞一把了？苟如此，余先生是不是也要对同志们的赞扬，表示愤怒或烦恼呢？

如果说拿动机说事，是余秋雨公民对付批评的第一招；那么，他的第二招就是问资格。在《不准继续侮辱中国人》一文中，余秋雨公民斩钉截铁地说：“者”所为。这就更搞笑了。余先生的意思，总不会是要盗版集团替他掏那20万吧？大家想想，拿动机说事，行吗？二批评不能问资格如果说拿动机说事，是余秋雨公民对付批评的第一招；那么，他的第二招就是问资格。在《不准继续侮辱中国人》一文中，余秋雨公民斩钉截铁地说：“我可以断定，这些人（指批评他的人）一定没有捐款，没有默哀，没有到过灾区，家人亲族中也没有人参加过灾区援救队和志愿者队伍。”这意思很清楚，如果没有捐款，没有默哀，没有到过灾区，家人亲族中也没有人是援救队和志愿者，就没资格批评他或质疑他。我不知道这个“准入门槛”的“立法依据”是什么，也不知道他开出的那几个条件，是必须全部满足呢，还是有一个就行？倘若有一个就行（比如默哀），那人数可就多了，这门槛不设也罢。倘若“一个都不能少”，则余秋雨公民自己，都未必能够“达标”。因为他的家人亲族中，也未必有援救队呀！这样一来，这个门槛，岂非等于“不准批评”？由此可见，批评是不能设门槛，也是不能问资格的。李辉先生的文章发表后，曾经有人说“指责文怀沙之前请先照照镜子”。这话我也不同意。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。每个人都有问题，每个人都有缺点。如果都要“指责之前先照镜子”，那就没人能够行使批评权了。甚至，我们还可以把话说得更透彻一点：有道德问题或道德缺陷的人，也可以批评别人。打个不一定恰当的比方，就是贪官也可以揭发贪官，批评贪腐，尽管这比较可笑。但可笑归可笑，只要他说的是事实，也得承认。三批评不能问对象批评不问资格，就是说任何人都可以批评别人；批评不问对象，就是说任何人都可以被人批评，包括文怀沙老人、余秋雨公民、李辉先生，还有我，都不例外。不过，人生七十古来稀。对七八十岁以上的老人，措词最好客气一点，以示我们民族尊老爱幼的美德。但可以批评，则没有疑问。总之，只要是十八岁以上具有民事责任能力的公民，都可以成为批评的对象。像某人那样，说什么批评他就是“侮辱中国人”，就未免太把自己当干粮了！同样，对李辉先生，也可以批评。为什么有人认为不能批评？无非因为他“打假”，动机是好的。这就又是“问动机”了。既然我们不能从动机出发，反对李辉的质疑；那么，也不能从动机出发，肯定李辉的质疑。否则就不公平，就是“双重标准”。要肯定李辉，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检视他的质疑本身。方法和结果全对，就全面肯定；方法对结果不对，或结果对方法不对，就部分肯定；方法和结果都不对，就全面否定。动机，是没意义的。批评不问对象，还有一层意思，就是批我可以断定，这些人（指批评他的人）一定没有捐款，没有默哀，没有到过灾区，家人亲族中也没有人参加过灾区援救队和志愿者队伍。”这意思很清楚，如果没有捐款，没有默哀，没有到过灾区，家人亲族中也没有人是援救队和志愿者，就没资格批评他或质疑他。

我不知道这个“准入门槛”的“立法依据”是什么，也不知道他开出的那几个条件，是必须全部满足呢，还是有一个就行？倘若有一个就行（比如默哀），那人数可就多了，这门槛不设也罢。倘若“一个都不能少”，则余秋雨公民自己，都未必能够“达标”。因为他的家人亲族中，也未必有援救队呀！这样一来，这个门槛，岂非等于“不准批评”？

评谁，是批评者自己的事，别人不能干预。李辉先生质疑文怀沙的时候，曾经有人说，李辉作为人民日报记者，应当去揭露官员假年龄、假学历和私生活。还有人说，某某某“涉嫌造假”，比文怀沙严重多了，你怎么不管？这些话，我都不同意。我同意刘洪波先生的观点，李辉该做什么，他自己是可以选择的。你认为李辉应该做这做那，这是你的意志，你不能把你的意志强加于李辉。李辉的自由，也是我们的自由。所以，我们不能问李辉：你为什么只质疑文怀沙，不质疑余秋雨？同样，也不能反过来问我：你为什么只质疑余秋雨，不质疑文怀沙？当然，如果有人批评我，我也不能问：你为什么批评我？你有什么资格批评我？你为什么只批评我，不批评李辉？批评的自由，是每个人的自由。李辉有，我也有，大家都有。正因为批评的自由，是一切人的，所以不能没有“游戏规则”。这些规则，就包括“证据确凿，立场公正，保护隐私，尊重人格”。其中，证据确凿和立场公正，是“真的原则”；保护隐私和尊重人格，是“善的原则”。这就是“四原则”，也就是批评的“操作原则”。本文说的“三不问”（不问动机，不问资格，不问对象），则是批评的“前提原则”。有此“三不问”和“四原则”，我们的批评，就可以“从心所欲不逾矩”了。此论当否，敬请批评！原载2009年6月30日《南方都市报》B15版责任编辑刘炜茗由此可见，批评是不能设门槛，也是不能问资格的。李辉先生的文章发表后，李辉、余秋雨与批评的自由易中天 2009年6月26日的《南方都市报》，发表了作家阎延文的一篇文章，题目是《余秋雨离大众有多远》。在这篇文章中，阎延文女士谈到，在中国，正常的批评之所以那么难，原因之一，是只要有人进行批评，就会有人说这是“文人相轻”，或者说他“借名人上位”，或者问他“你是道德家吗”。正是这三大“文化路障”，使“敢说真话的批评家成为稀缺产品”。她认为，这是“比捐款门更令我们深思的问题”。我同意这个观点。我认为，我们这个时代，迫切需要批评，包括道德批评，也包括文艺批评和学术批评。而且我还认为，这种批评应该是自由的。只不过同时认为，它又应该是有规则的。可以说，自由而有序，就是我对批评的理想。在《道德批评的原则与底线》（2009年6月18日《南方周末》）一文中，我谈了“批评的规则”；在这篇文章里，我要谈“批评的自由”。我认为，这种自由，可以概括为“三不问”，即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