论“大学精神”与“大学之道”
2012-10-03 浏览90次
西方传入的现代大学模式作为一种学制，丧失了某种“大学精神”。这种大学精神就是：居仁由义。这种大学精神乃蕴涵在“大学之道”之中。这种大学之道就是：立德爱人。这种大学之道最初表述在作为儒家“四书”之一的《大学》文本里。诚然，当我们用一个中国古有的词语“大学”去翻译西方的词语“university”、并获得普遍认可的时候，这已经表明了两者之间尽管没有等同性，却毕竟存在着某种对应性；[①] 但这种对应性其实只是外在的，仅仅意味着，不论古今，所谓“大学”所指的都是教育体制当中在学龄上的最高阶段而已。换句话说，这种对应性并没有涉及大学的某种内在精神——大学精神。
一、大学之道的纲领
儒家经典《礼记·大学》精炼地表述了“大学之道”的纲目：
三纲领：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。
八条目：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，先治其国；欲治其国者，先齐其家；欲齐其家者，先修其身；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；欲正其心者，先诚其意；欲诚其意者，先致其知；致知在格物。物格而后知至，知至而后意诚，意诚而后心正，心正而后身修，身修而后家齐，家齐而后国治，国治而后天下平。[②]
所谓“三纲领”并不是并列的三条。其中“止于至善”乃是统领性质的：不论“明德”还是“亲民”都要“止于至善”，如王阳明所说：“至善者，明德、亲民之极则也。”（《大学问》[③]）因此，“大学之道”其实就是两个方面：明德→亲民。这也就是“内圣外王之道”[④]，亦即孔子所说的“修己以安人”或“修己以安百姓”（《论语·宪问》[⑤]）。修己就是修身以明德，安人就是爱人而亲民。
（一）明德：立德
原文中的“明明德”，后面的“明德”是名词性的偏正词组，所指的就是“德”，“明德”是说人的德性原本就是明朗的，亦即《中庸》所说的“自诚明（由诚而明），谓之性”；前面的“明”是动词，是说原本明朗、因遮蔽而晦暗了的德性，乃通过教化而重新明朗起来，亦即《中庸》所说的“自明诚（由明而诚），谓之教”。所以，“明明德”可以简称为“明德”（动词+名词）。
说到“德性”或“人性”，有两种不同的、却同样偏颇的观点。一种观点是孔孟以后的儒家形而上学的先验论，将人性设定为某种先天本性、绝对本体。另一种观点则是当代的某种经验论、尤其是后现代主义的观点，彻底否认任何关于人性的形而上学观念。然而儒家传统中还有一种更为恰当“折中”的观点，一方面承认人性的存在，另一方面则认为人性并非什么先验的东西，而是在生活情境中“日生日成”的。例如《古文尚书·太甲上》说：“习与性成。”[⑥] 王船山解释说：“‘习与性成’者，习成而性与成也。…… 今言‘习与性成’，可以得所折中矣。”“性者，生也，日生而日成之也。…… 举凡口得之成味、目得之成色、耳得之成声、心得之成理者皆是也，是人之自幼讫老，无一日而非此以生者也，而可不谓之性哉！”（《尚书引义·太甲二》[⑦]）
这种观点符合孔孟的思想。例如孟子就深刻阐述过这个问题：一方面，德性作为“大体”（性体）是存在的；但另一方面，这种“大体”是在生活情境中“立”起来的。故孟子说：“先立乎其大者，则其小者不能夺也。”（《孟子·告子上》[⑧]）那么，这个大者、大体是怎么立起来的呢？
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，皆有怵惕恻隐之心。…… 恻隐之心，仁之端也；羞恶之心，义之端也；辞让之心，礼之端也；是非之心，智之端也。…… 凡有四端于我者，知皆扩而充之矣，若火之始然、泉之始达，苟能充之，足以保四海；苟不充之，不足以事父母。（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）
这段著名论述，所讲的正是德性是怎样立起来的问题：在某种生活情境中，作为仁爱情感的恻隐之心显现出来，但这并非“四德”（先验的德性），而是“四端”即德性之确立的发端，犹如“火之始燃、泉之始达”，需要“扩而充之”以后，才能成为德性本体。因此，大学之道的“明德”，更确切地说，应该叫做“立德”[⑨]。
在生活情境中促发仁爱情感、并进而将其确立为德性本体，此事有时侯是自然而然的“（由）诚（而）明”，有时侯是人为设计的“（由）明（而）诚”。后者就是“教”的问题，也就是《中庸》所说的“修道之谓教”、《大学》所说的修身立德的问题。
所以，大学之道的第一个方面，就是要修身立德。可惜的是，现代大学的第一宗旨却不是立德，而是求知（学习科学技术知识）。这种状况，孟子谓之“无本”：
徐子曰：“仲尼亟称于水曰：‘水哉！水哉！’何取于水也？”孟子曰：“源泉混混，不舍昼夜，盈科而后进，放乎四海。有本者如是，是之取尔。苟为无本，七、八月之间雨集，沟浍皆盈，其涸也可立而待也。故声闻过情，君子耻之。”（《孟子·离娄下》）
这种“无本”（没有德性本体），乃因“无源”（没有生活情境之中的仁爱情感的源泉）。
（二）亲民：爱人
大学之道的另一个方面，则是要爱人亲民。如果说修身立德是针对自身而言，那么爱人亲民则是针对他人而言。所谓“亲民”意思就是孔子所说的“爱人”（《论语·颜渊》）、乃至孟子所说的“亲亲→仁民→爱物”（《孟子·尽心上》）。如王阳明所说：
亲吾之父，以及人之父，以及天下人之父，而后吾之仁实与吾之父、人之父与天下人之父而为一体矣；…… 亲吾之兄，以及人之兄，以及天下人之兄，而后吾之仁实与吾之兄、人之兄与天下人之兄而为一体矣；…… 君臣也，夫妇也，朋友也，以至于山川鬼神鸟兽草木也，莫不实有以亲之，以达吾一体之仁，然后吾之明德始无不明，而真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矣。（《大学问》）
对于“亲民”的理解，传统学术中存在着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区别。朱熹认为“亲民”的意思应为“新民”，他说：“‘亲’当作‘新’。…… 新者，革其旧之谓也，言既自明其明德，又当推以及人，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。”（《大学集注》[⑩]）王阳明则以为不然，认为“亲”就是亲爱之义，“亲民”也就是爱人：“明明德必在于亲民，而亲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”；“若知明明德以亲其民，而亲民以明其明德，则明德、亲民，焉可析而为两乎？”（《大学问》）其实，这两种观点是可以统一起来的：如果推己及人的起点是“己”，那么，在确立、明朗自己的德性时，爱己、爱人必然“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”（《论语·雍也》），其结果自然是自己既去旧而立新、他人也去旧而立新。自新缘乎自爱，新民缘乎爱民。
可惜的是，现代大学用以教育学生的，往往不是爱人亲民，而是人与人之间的斗争，并且煞似有理地美其名曰“生存竞争”，殊不知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观念本质上只是一种动物哲学、禽兽伦理学，是将人与动物混为一谈，而忘记了“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”（《孟子·离娄下》）。
综上所述，大学之道就是两个方面：立德→爱人。这就是说，在生活情境的仁爱显现中确立自己的德性良心；并且推己及人、乃至推人及物地亲爱人与物、革新人与物。现代大学如果不以此为自己的根本的大道，那就不是真正的大学。
二、大学之道的条目
那么，究竟如何具体地立德、爱人呢？《大学》提出了八个条目，与立德、爱人相对应，分为两个方面：格物致知而诚意正心（修身立德）；齐家治国而平和天下（致用亲民）。
（一）修身立德
八条目原文中的“修身”，其实不是一个独立的步骤，而是对于前面“格致诚正”的概括、收摄；换句话说，修身立德是通过具体的格物致知、诚意正心来实现的。
格物 → 致知 → 诚意 → 正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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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身 —————→ 齐家 → 治国 → 平天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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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圣 外王
三纲八目对应关系
1、修身：格物致知
所谓“格物”和“致知”其实并不是两件事情，而是同一回事的两个方面：在实践中获得真知。故朱熹说：“盖致知便在格物中，非格之外别有致处也。”（《朱子语类》[11]卷十八）
但这里所说的“在实践中获得真知”并非现今通常所说的“实践出真知”。这种“实践”首先并不是知识论意义上的，而是伦理学意义上的，甚至是更为本源的生活情境意义上的仁爱情感的存在显现。我们毕竟总是首先在这样的生活实践——生活情境中存在。而这种“真知”也不止是科学认识论意义上的知识，而首先是道德伦理意义上的，甚至是更为一般的形上的德性意义上的问题，正如朱熹所说：一方面是由博知而尽心知性，“推极吾之知识，欲其所知无不尽也”；一方面是由众理而归于一理（天理），“穷至事物之理，欲其极处无不到也”。（《大学章句》）或如阳明所说：“‘致知’云者，非若后儒所谓充扩其知识之谓也，致吾心之良知焉耳。”（《大学问》）良知作为这种“真知”不是形下的东西，既不是形下的知识，也不是形下的道德规范，而是两者的形上根据；良知甚至首先不是形上的终极根据，而是更为先行的对于本真仁爱情感显现的一种领悟。如果说本真的仁爱情感是“良能”，对于这种良能的直觉领悟是“良知”（《孟子·尽心上》），那么，在这种领悟中通过扩充之思而确立起来的德性本体就是“良心”（《孟子·告子上》）。现代大学教育所欠缺的，恰恰是这种意义的格物致知、实践真知：通过唤醒对于良能的良知，而确立起良心。
当然，“格物致知”可以包含、涵盖科学、技术、知识、博物的意味，唯其如此，后来人们称自然科学技术为“格致之学”。例如，早在明代，德国传教士汤若望（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）等人翻译德国《矿冶全书》（Dere Metallica Libri XII），中译本定名为《坤舆格致》。明代胡文焕编《格致丛书》一百七十八种，实为考证古今名物知识的博物之书。清代康熙年间陈元龙编的博物类书，叫做《格致镜原》。傅兰雅于1876年创办的中国近代最早的一份自然科学期刊The Chinese Scientific Magazine，中文名叫《格致汇编》。郑观应的名著《盛世危言》，特辟有“中国宜求格致之学论”一章。可见有识之士皆知：中国亟需这样的形下知识。在这个意义上，现代大学倒是做得不错。但是，无论如何，《大学》的“格物致知”首先、根本上乃是修身以立德，而非寻求科学技术知识。现代大学最紧缺的，不是这些形下的知识，甚至也不是形下的道德；大学之道，“千思万虑，只是要致良知”（《传习录下》）。
2、立德：诚意正心
所谓“诚意正心”与“格物致知”同样不是两件事，而是同一回事的两个方面：做到了“格物致知”，自然也就“诚意正心”了。正如王阳明《大学古本序》所说：“正心，复其体也。…… 致知者，诚意之本也；格物者，致知之实也。物格，则知致、意诚，而有以复其本体。”简而言之，诚意正心就是确立自己的良心本体，就是立德。
其结果是“内圣”。所谓“圣”并不是那么高不可攀的：“‘圣可学乎？’曰：‘可。’”（《通书·圣学章》[12]）这是因为“圣”就是“仁且智”两个方面（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）：一方面是仁爱之心，这原是“不学而能”的良能；一方面是感悟之智，这原是“不虑而知”的良知。（《孟子·尽心上》）。故孟子肯定“人皆可以为尧舜”（《孟子·告子下》），荀子也肯定“塗之人可以为禹”（《荀子·性恶》[13]）。
在这个意义上，现代大学生究竟应该学什么？其最高目标，其实应该是宋明理学的一个口号：“学做圣人。”
（二）致用亲民
按照中国哲学的“体用”范畴，如果说修身立德是“明体”，那么，亲民就是“达用”、或者叫做“致用”。这种“用”具体来说就是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。《大学》文本虽产生于“家国天下同构”的宗法王权时代的观念背景，但其“修齐治平”的观念却是具有超越那个时代的更为普世的意义的。这取决于由不同的生活方式所生成的不同的社会主体。现代大学所培育的主体首先应该是一个合格的公民，而不是科学家什么的。
1、齐家
所谓“齐家”，王权时代主要是指的天子宗族的协和、齐谐，故“尧舜帅天下以仁而民从之”、从而“是正四国”（《大学》）；皇权时代主要是指的皇帝家族的协和、齐谐，故“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”、从而“一人定国”（《大学》）；当今民权时代则应是指的核心家庭的协和、齐谐，能够“宜兄宜弟”、“宜其家人”（《大学》）。其共同点在于：家庭的和谐。如何才能达到和谐呢？就是爱人——爱其家人。这也应是现代大学教育所谓“学以致用”的首要目标。
2、治国
所谓“治国”的社会主体，王权时代主要是指的天子，皇权时代主要是指的皇帝，而民权时代则应指任何一个公民。可能有人会问：公民也有“治国”的责任吗？回答是肯定的：对于“主权在民”的民权时代来说，每一个公民都有治国的责任、权力、义务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惟有每个、或者绝大多数公民都担负起了治国的责任，这个国家才能达到社会和谐。为此，《大学》提出了“絜矩之道”，就是在制度规范（礼法）建构的基础上，公正待人、公平利人，例如：“所恶于上，毋以使下；所恶于下，毋以事上”；“民之所好，好之；民之所恶，恶之”。如何才能做到絜矩之道呢？还是爱人——爱其国家人民。这同样应该是现代大学教育所谓“学以致用”的基本目标。
3、平和天下
所谓“平天下”，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去做天子、统治天下。“平天下”之“平”是具有丰富含义的，其核心是通过建构一种天下秩序来达到“协和万邦”，也就是通过建构一种正义的国际秩序来达到世界和平。王权时代，那主要是天子的事情；皇权时代，那主要是皇帝的事情。然而，现代社会的公民，对于世界事务都应负有自己的责任，那就是顾炎武提出的极富现代意义的著名口号：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。”[14] 所以，现代大学的莘莘学子，应如明代东林书院的那副著名对联所说：“风声、雨声、读书声，声声入耳；国事、家事、天下事，事事关心。”如何才能做到呢？仍然还是爱人——爱天下人。唯其如此，才能天下和谐、世界和平。因此，这同样应当是现代大学教育所谓“学以致用”的重要目标。
其结果是“外王”。这里所谓“王”并不一定指王权时代的天子，而是意味着主权（Sovereignty）。当今时代，主权在民：在主权问题上，每一个公民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“王”。一个公民如果很好地履行了自己对于家、国、天下的责任，他就实现了自己的“外王”。
三、大学精神的实质
通过以上对于“大学之道”的分析，我们可以获得对于“大学精神”的正确理解。
汉语“大学”原指古代的一种学制。朱熹《大学章句序》说：“人生八岁，则自王公以下、至于庶人之子弟，皆入小学，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、礼乐射御书术之文。及其十有五年，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、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、与凡民之俊秀，皆入大学，而教之以穷理正心、修己治人之道。”现代学制则区分得更细一些，分为小学、中学、大学，所学的具体内容也是颇为不同的。但是，古今的大学之间难道没有、或者不应该有某种一以贯之的精神吗？如果答案是肯定的，那么究竟什么是大学精神呢？
按照儒家的理解，所谓“大学”乃是“大人之学”。钱德洪曾问王阳明：“《大学》者，昔儒以为‘大人之学’矣。敢问大人之学何以在于‘明明德’乎？”阳明回答：“夫为大人之学者，亦惟去其私欲之蔽，以明其明德，复其天地万物一体之本然而已耳”；“故止于至善以亲民而明其明德，是之谓大人之学”。（《大学问》）
所谓“大人”是与“小人”相对而言的。何谓大人？孟子曾说：
大人者，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。（《离娄下》）
体有贵贱，有小大。无以小害大，无以贱害贵。养其小者为小人，养其大者为大人。（《告子上》）
从其大体为大人，从其小体为小人。…… 耳目之官不思，而蔽于物；物交物，则引之而已矣。心之官则思；思则得之，不思则不得也。此天之所与我者。先立乎其大者，则其小者不能夺也。此为大人而已矣。（《告子上》）
这就是说，所谓“大人”就是这样的人，他没有丧失自己的天然本真的仁爱之心，并且扩充培育这颗仁爱之心，确立这颗仁爱之心作为本体，遵从这颗仁爱之心。这其实也就是上文所说的“立德”、“成圣”之人。
进一步说，所谓“大人之学”，所学的乃是“大人之事”。那么，何谓“大人之事”？孟子指出：
居仁由义，大人之事备矣。（《孟子·尽心上》）
孟子所说的“居仁由义”就是两个方面：一方面以仁爱之心为根据、为精神家园；一方面以正义原则为大路、为人间正道。孔子曾感慨道：“谁能出不由户？何莫由斯道也！”（《论语·雍也》）故孟子说：“仁，人之安宅也；义，人之正路也。旷安宅而弗居，舍正路而不由，哀哉！”（《离娄上》）
那么，上文谈到的大学之道“立德爱人”与这里所谈的大学精神“居仁由义”之间是什么关系呢？简而言之：两者一以贯之，而前者是后者的先行条件。具体来说，一方面，“修身立德”是“居仁”的前提：要以“仁”为“德”（心性本体），此“德”先须被“立”起来，然后可以“居”之；而另一方面，“致用亲民”是“由义”的前提：要由“仁”而“义”（正义原则），此“义”方为“正路”，然后可以“由”之。所以，大学之道“立德爱人”落实到、归结到大学精神“居仁由义”。对此，孟子还说：
仁，人心也；义，人路也。舍其路而弗由，放其心而不知求，哀哉！人有鸡犬放，则知求之；有放心，而不知求！学问之道无他，求其放心而已矣。（《告子上》）
这就是说，对于大学、包括现代大学来说，全部“学问”的根本、核心所在，就是“求其放心”而已——找回那一颗被放失了、茅塞了、物蔽了的仁爱之心。这倒不是说仁爱之心即是全部的“学问”，而是说仁爱之心乃是所有“学问”的本源所在。这是儒家思想的一个根本观念：仁爱乃是所有一切的大本大源、源头活水。
所以，一个合格的大学生，一个懂得立德爱人的大学之道、具有居仁由义的大学精神的青年人，应该是这样一个人，如曾子所说：“士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远：仁以为己任，不亦重乎？死而后已，不亦远乎？”（《论语·泰伯》）
* 原载《中和学刊》第二辑，韩星主编，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0年9月版。
[①] 黄玉顺：《爱与思——生活儒学的观念》，第一讲第一节：“等同与对应：定名与虚位”，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。
[②]《礼记》：《十三经注疏》本，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。
[③] 王守仁：《王阳明全集》，吴光等编校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。
[④]《庄子》：王先谦《庄子集解》本，《诸子集成》本，中华书局1957年版。
[⑤]《论语》：《十三经注疏》本，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。
[⑥]《尚书》：《十三经注疏》本，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。
[⑦] 王夫之：《尚书引义》，中华书局1976年版。
[⑧]《孟子》：《十三经注疏》本，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。
[⑨] 这里所说的“立德”并非《左传·襄公二十四年》所论“三不朽”中的“立德”。《左传》：《十三经注疏》本，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。
[⑩] 朱熹：《四书章句集注》，中华书局1983年版。
[11]《朱子语类》：黎靖德编，中华书局1986年版。
[12] 周敦颐：《通书》，《周敦颐全书》，周文英主编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。
[13]《荀子》：王先谦《荀子集解》本，《诸子集成》，中华书局1957年版。
[14] 此语出自顾炎武《日知录·正始》：“有亡国，有亡天下。亡国与亡天下奚辨？曰：易姓改号谓之亡国。仁义充塞，而至于率兽食人，人将相食，谓之亡天下。…… 是故知保天下，然后知保其国。保国者，其君其臣，肉食者谋之；保天下者，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。”[清]黄汝成《日知录集释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