儒家的“生死观”
2009-10-02 浏览220次
关于这个话题，肯定有许多人反对，儒家没有谁谈生死呀？哪来的生死观？就算孔子说过：“未知生，焉知死？”“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”也没有大谈生死问题。但我们看完儒家经典，就会明白，先秦儒家诸子都是很重视生死问题的。
首先讲“生”，先秦儒家诸子都非常重视生的问题，他们普遍认为，人生一世，必须是要快乐的，而寻求快乐的人生，必须要牢记“仁义礼智信”，按“仁义礼智信”原则行为，才能获得快乐的人生（详看拙作《儒学的人生观》）。所以曾子作《大学》，子思作《中庸》，孟子作《孟子》，等等。这四本书无一不牵涉到人生快乐问题。
儒家们并没有把快乐放到其它宗教所想象的死后的世界里，所以，儒家们认为不存在什么天堂、极乐世界，快乐就在我们的现世现实。这一点颇象佛教的顿悟，当下即是净土，当下即是极乐世界。这一点又象现代科学，死后即回归自然。所以，儒学的生死观是无神论的，“未知生，焉知死？”、“务民之义，敬鬼神而远之，可谓知矣。”说实话，我们连为什么生在这个地球上都没有弄清楚，又怎么能知道死后往哪里去呢？在这个宇宙里，在这个银河系里，是否只有地球能容纳我们，是否只有六道轮回能决定我们去往哪里？是否我们第一次来地球只是出于一时好奇？或是命中注定？不！这些问题都没有解决，又怎么能了解生死！银河系有银河系的运行法则，地球有地球的运行法则，万物生长在地球上，当然要遵循地球的运行法则；而鬼神就可以不遵守地球的运行法则了吗？当然要遵守！既然鬼神们也要遵守地球的运行法则，我们又依靠鬼神们干什么呢？
孔子为什么说：“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”孔子想闻什么道？这个道就是：每天的日出日落，月盈月亏，四季的交替，植物的生长、发芽、开花、结果，动物的出生、成长、死亡等等都各有其独特的道路。大自然由许多小自然构成，诸如人与动物，作物和树木，山与泽，水与火，风与雷，天与地等，这些存在物就构成了宇宙。凡此不同的存在物都有自己的道，就象大自然的情况一样，各自遵循自己的道。普遍性的大道由众多的小道构成，一切此类小道都有其自然之道要遵循，从开始到成熟最后到终点。这个“道”，也就是老子和孔子所描述的“道”。能真正弄懂这个“道”，是很不容易的，如果真的弄懂了，当然也就死而无憾了。
每一个人都是沿着自己的人生道路走完自己的人生旅程的，不能因为没有人看见、没有人听到就偏离自己人生的道路。很多人不懂得这个道理，以为没有人看见、没有人听到，便可以为所欲为，肆无忌惮，恣意纵欲；殊不知，你既然走着自己的人生道路，你自己如果偏离了、走岔了、跌倒了、躺下了，这都是你自己个人的事，不关别人的事。如果有人看见或听到而拉你搀你扶你帮你，这是你的幸事；如果没有人看见或听到，就不会有人来拉你搀你扶你帮你了，你由此也就走不好你的人生道路。而走不好你的人生道路，你就不能获得快乐和幸福。而不快乐和不幸福的生活是谁都不想过的。这就是孔子的思想。
再看先秦诸子他们对待祭祀的态度，就可以知道他们是如何对待死亡问题。孔子曰：“生，事之以礼；死，葬之以礼，祭之以礼(《论语•为政》)。”孔子曰：“大哉问！礼，与齐奢也，宁俭；丧，与齐易也，宁戚（《论语•八佾》）。”儒家慎重地对待祭祀的传统，来源于周文王，在夏商时代，祭祀是由夏王、商王独家垄断，普通诸侯国是没有祭祀的权力的，更何况他们祭祀的大都是鬼、神。自周文王开始，祭祀的权力被争取到小邦国手中，而且祭祀的对象也由鬼、神而转移到人上，也就是说，由周文王开始了对先祖的祭祀和崇拜。这在西周以后人们对三皇五帝的传说中可以看到。《国语•晋语》及《世本》和《大戴礼记》中的《帝系》，都说黄帝是少典之子。《史记•五帝本纪》说黄帝“姓公孙，名曰轩辕”，其国号为“有熊”。崔述《补上古考信录》指出，“公孙”是公之孙，上古时无此称；“轩辕”是指黄帝居轩辕之丘，依所居以为号，非黄帝名；“有熊”不见于传、记，不合《帝系》原意。崔述的批评是对的，但既是神话，亦不需深究其是非。值得注意的是，《易•系辞》、《世本•作篇》等各种文献都盛称黄帝时期有许多发明创造。属于生产技术方面的，有穿井、作杵臼、作弓矢、服牛乘马、作驾、作舟等;属于物质生活方面的，有制衣裳、旃冕、扉履等；精神文化方面则有作甲子、占日月、算数、调历、造律吕、笙竽、医药、文字等。其中当然有不少是黄帝以后的发明创造，但也反映了黄帝族获得的辉煌成就。据《山海经》记载，黄帝与蚩尤曾战于冀州之野，以应龙、女魃杀蚩尤。而《逸周书•尝麦篇》则载杀蚩尤于中冀。此所谓中冀、冀州，当均指涿鹿所在。夏族与蚩尤之争还反映在《尚书•吕刑》中，这一由来已久的历史传说，当有史实为背景。《五帝本纪》说黄帝“北逐荤粥”，这是他在进入冀州后，为保居住领域的安宁所采取的必要行动。“皇”的原义是“大”和“美”，不作名词用。战国末，因上帝的“帝”字被作为人主的称呼，遂用“皇”字来称上帝，如《楚辞》中的西皇、东皇、上皇等。时又有天皇、地皇、泰皇之名, 称为“三皇”。 在《周礼》、《吕氏春秋》与《庄子》中也始有指人主的“三皇五帝”，《管子》并对皇、帝、王、霸四者的不同意义作了解释，但都未实定其人名。“帝”原指天帝，人间的“五帝”一词在孟子时尚未出现，他书中只提到“三王五霸”。《荀子》中才有“五帝”一词排在“三王”前，但无人名，只在其《议兵篇》中称尧、舜、禹、汤为“四帝”。《孙子兵法》有“此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也”句，似亦有四帝、五帝之称（但梅尧臣谓此“帝”字系“军”之讹）。《管子》及《庄子》所屡称“三皇五帝”，也都未指实人名。其实，自西周至春秋战国时记载神话和历史传说文籍中，先后出现了很多古帝或宗神名号。这些都说明了人们逐渐开始了对人类先祖中杰出人物的祟拜。
何谓杰出人物？即对人类有贡献的人！自夏至商至西周，经历了一千多年，然而人们并没有祭祀和崇拜每一个统治者，只是对人类作出了贡献的人，人们才祭祀和崇拜他们。那么，为了得到后人的祭祀和崇拜，儒家诸分子更是强调了人生在世，必须要对人类有贡献。“夫仁者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（《论语•雍也》）。”孔子的意思是，在自己想要立起来的同时也帮助别人立起来，在自己想要做到某些事的时候也帮助别人做到，这样就很不错了，就是一个仁人了。能由自己推及到别人身上，这就可以说是实行人与人相互亲爱的一个很好的方法。也就是说，自己饿了，也要想着别人也是饿的，自己冷了，也要想着别人穿的衣服够不够。在很多事情上都能想到别人，或是在一切事情上都要想到别人，这样的人也就是能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的关系，并能寻求到最佳行为方式的人了。而且，这样做并不伤害自己。也就是说，在不影响自己的既得利益的同时，尽力帮助别人、成就别人也就可以了。如果是踩着别人的身体往上爬，捞取自己本不应该得到的东西，损人利己，那就显然是不对的了。所以儒家诸分子大都是不遗余力地奔走、游说，力图挽救社会，挽救民生，力图做社会的中流砥柱。这便是儒家的“生死观”。
《论语•宪问》记载：子曰：“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？未有小人而仁者也！”这个意思是说，孔子说：“君子之中如果有不能与人建立起相互亲爱的关系的有没有呢？没有见过小人能与人建立起与人相互亲爱的关系的。”在孔子所有的论述中，君子之所以称为君子，就是君子必然是能与人相互亲爱的，孔子没有说过君子可以不与人相互亲爱，如果不能与人相互亲爱，“不仁”，也就称不上是个君子了，更谈不上是个君子了。所以，“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？”没有！那么小人之中有谁能与人建立起相互亲爱的关系呢？从表面上看，小人与他们身边的人相处时，也是关系融洽的，似乎也是和颜悦色、和蔼可亲而讲信修睦的。但是，小人们在与人相处时，最怕的就是利益问题，一旦有利害关系，一旦某人没有了利用价值，他们之间的关系就会出现质的变化。君子可以损己利人，可以“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”，可以“贫而乐，富而好礼”，可以“先之劳之”而“无倦”。喜好“仁”的人，不会羞耻于与“不仁”的人交往，既然这个人能够与人相互亲爱，那么对于不能与人相互亲爱的人，他也能够去与他建立相互亲爱的关系。后来佛家提出的“大慈悲心”，就是描述了孔子所说的这种心态。就是说，一个人一旦从心底里发生出大慈悲心，他看任何人，对任何人都有一种怜悯的心态，慈悲的心态。唉，这个人真傻、真笨，怎么会做这种事呢？我该怎样帮助他呢？尽管这个人确实够坏，但有“仁”心的人仍然想帮助他。如果说，看见一个不仁的人，你就厌恶他，讨厌他，你没有起码的慈悲心，你的行为能称得上是“仁”吗？平常，我们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，多数考虑的是“我”自己，我饿了，我累了，我困了，我渴了，我怎么怎么的，能够在一整天的时间里都忘我、无我，这是很难做到。所以孔子说“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乎”，因为这种“于仁”的精力我们每个人都有，只不过我们想到了自己就忘掉了别人。所以，能够在想到自己的同时又能够想到别人，这就很不错了。小人们则是利己后才能利人，或是损人利己，双赢可以，自己不赢而别人赢，那是不可以的。要想损己利人？更不可能！除非在损己利人的后面有更大的利益，也就是说，必须要有更多的回报。如果损己利人了，而回报很少或是没有，那绝对再也不能与他人保持相互亲爱的关系了。做人就要做君子，这就是儒家的人生观、生死观。
《论语•宪问》记载：南宫适问於孔子曰：“羿善射，奡荡舟，俱不得其死然。禹、稷躬稼而有天下。”夫子不答。南宫适出，子曰：“君子哉若人！尚德哉若人！”这个意思是说，南宫适向孔子问道：“羿擅长射箭，奡擅长水战，但都不得好死。禹和稷亲自下地种庄稼，却都得到了天下。”孔子没有回答他说的话。等到南宫适出去后，孔子说道：“所谓君子也就是这样的人了，所谓崇尚正常的人生规律就是象这样的人。”羿和奡有言亦有勇，依靠自己的勇武之力去侵略别人，就是想贪图更多的物质享受，贪图更多的名誉地位，然而最终羿被他的臣子寒浞所杀，奡后被少康所诛，均不得好死。与其不同的禹和稷则是“先之劳之”、“无倦”于稼穑，得到人民的爱戴与拥护而终有天下，而寿终正寝。南宫适对于羿和奡，禹和稷，谁是君子，谁是小人，似乎分辨不出，于是问孔子。对于这个问题，孔子认为南宫适是应该懂的，而南宫适不懂，所以孔子懒得回答他。等到南宫适出去后，孔子才说禹和稷“君子哉若人！尚德哉若人！”这其实也是告诉我们，想要找钱，想要当官，想要取得很好的生存环境，靠侵略、掠夺、剥削别人只能暂时得到片刻的享受，而不能得到人民长时期的拥护，不能长时间地保住既得的所有。而踏踏实实做事，尽心尽力、真心诚意地为大家谋福利，才能得到大家的爱戴与拥护，才能长时期地保住良好的生存环境，才能长时间地保住既得利益。看看我们现在这个社会，偷摸扒窃、偷税漏税、贪赃枉法的人，有谁能长时期地保住既得利益？有谁能得到好死？虽然有些还没有被正法，但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而已。
《论语•子罕》记载：“子疾病，子路使门人为臣。病闻，曰：‘久矣哉，由之行诈也！无臣而为有臣，吾谁欺？欺天乎？且予与其死於臣之手也，无甯死於二三子之手乎！且予纵不得大葬，予死於道路乎？’”这个意思是说，孔子病得很严重，子路就让门人弟子来充当奴仆。在病情减轻期间，孔子说：“我生病这样久了，仲由这小子使用欺骗的方法，我这里本来是没有奴仆的，而仲由用了奴仆。我欺骗谁呢？欺骗天吗？而且我与其死于奴仆的手里，宁肯在你们这些弟子手里死去。而且我死了后即使不能得到大葬的礼节，难道我就会死在道路上吗？”通过这段论述，我们可以知道孔子家庭的境况。在西周、在春秋、战国时代，稍微有点地位的人，家里都使用有奴隶或奴仆。而且，都是以奴隶数量的多少来互相攀比的。也就是说，我奴隶多，我就富有，你奴隶少，你就比不上我。在这种社会环境中，孔子作为一个鲁国的大夫级官员或是作为一个很博学的大知识分子，家里多少应该是有几个奴隶的，然而实际上却没有！所以，由此观之，孔子在一生的生活中，都是自己照顾自己，也没有象现在的人动不动就请个保姆来照顾生活。开门七件事，油盐柴米酱醋茶，都是孔子和家里人自己动手。这虽然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显得很落魄或是显得很贫穷，但这种做法却体现出孔子真正平凡的本色以及他那人人平等的思想。
由于奴隶数量少或者是没有奴隶而使社会地位不高，因而不能享受大葬的礼节，孔子对此并不在意，他相信自己不会死在道路上也就够了。而所谓隆重的丧葬礼仪，只是一个虚名，满足人的虚荣心而已。人都死了，还要那个隆重的礼仪有什么用呢？当然，孔子不是反对举行葬礼，在《学而》与《为政》篇中，孔子多次提到过“孝”，即是在思想上能继承前人之志，而不在于什么隆重不隆重的礼节。礼节只是表达了我们对杰出人物的敬仰与崇拜。所以，这一段是继前面的论述，再一次表现出了孔子普通而平凡的本性与本色。只有将生与死看得很淡泊的人，才会有如此广阔的胸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