儒家的“荣辱观”
2009-10-02 浏览86次
耻辱，在古代是士们、君子们经常遇到的问题，也是我们现代人经常遇到的问题。在儒家经典中，尤其是在《论语》中，孔子与学生们经常探讨这个问题。因为这牵涉到怎样做一个人，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的问题。在《论语·学而》中，首先是有子提出这个问题，有子曰：“信近於义，言可复也。恭近於礼，远耻辱也。因不失其亲，亦可宗也。”这个意思是说：“真心诚意的心愿如果接近于最佳行为方式，其言谈是可以反复的。如果恭恭敬敬的态度接近于社会行为规范和传统习惯，是远离耻辱的。婚姻的关系如果不失去其亲密亲切，也是可以尊崇效法的。”有子在论述了“礼之用，和为贵”之后，着重讲了“信”、“恭”、“姻”这三种关系。“信”为真心诚意，既然是真心诚意，如果寻求到最佳行为方式，你就可以反复地言说你的观点、你的思想了。而且，如果用恭恭敬敬的态度接近于社会的道德规范和传统习俗，就可以远离耻辱了。因为一个人如果用傲慢无礼的或者是厌世、弃世的态度对待别人，是会遭受到耻辱的。因为这样的行为模式违背了社会道德规范与和平共处的原则。尽管这样做也许有着伪善的一面，但这样不致于激起公愤。而在反对形式主义和反对伪善方面，孔子在“正名”中作了详细的论述，表明他是极端反对形式主义与伪善的。儒家学者们之所以大讲“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”，其实都是在说明一个人在这个社会中，用智慧，用信誉，用最佳的行为方式，遵守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，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的关系，就是为了获得更好的生存环境。因此人们要有仁爱之心，才能获得更好的生存环境。
在《论语·八佾》第三节中，子曰：“人而不仁，如礼何？人而不仁，如乐何？”这个意思是说：孔子说：“一个人如果不能与别人相互亲爱，礼仪、礼貌、礼节等社会行为规范对他有什么用呢？一个人如果不能与别人相互亲爱，快乐对他有什么用呢？”孔子学问的中心是“仁”，即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亲爱，相互爱护，相互帮助。这就是人际关系中最基本的对等原则。《诗•大雅•抑》：“投之以桃，报之以李。”依照这个对等原则，你投入了“爱”，才能得到爱的回报；你投入了“信”，才能得到诚实的回报。如果你对别人是欺骗，那么别人也会不诚实。所以，人如果失去了爱心，那么剩下的还有什么呢？你用狠心来对待别人，别人也就敬而远之了。一个孤家寡人，哪儿来的快乐呢？孔子所说的这个“乐”，是快乐，而不是音乐。不仁爱的人，是体验不到快乐的，他们所追求和得到的，只是肉体上的享乐，在精神层面上，他们只有痛苦、紧张和恐惧，因为他们时时刻刻担忧失去那些所占据的物质。再就是他们因为对人不仁爱，从而没有人与他们共享快乐。
在《论语•里仁》篇里有一句话，子曰：“唯仁者能好人，能恶人。”这个意思是说：“唯有能与人相互亲爱的人才能团结和睦于人，才能有羞耻羞愧之心于人。”“恶”字，读 (wù务)，据《诗•郑风•遵大路》：“无我恶兮，不寁故也！”《老子•二十章》：“美之与恶，相去若何？”《孟子•公孙丑上》：“无羞恶之心，非人也。”《荀子•议兵》：“无欲将而恶废，无急胜而忘败。”《史记•平原君虞卿列传》：“此百世之怨而赵之所羞，而王弗知恶焉？”《集韵•莫韵》：“恶，耻也。”等典籍所载，应用为羞耻、羞愧之意。孔子关于“仁”的这个道理也很简单，没有能与人相互亲爱的心态，能团结和睦于人吗？显然不能。没有能与人相互亲爱的心态，会有羞耻之心吗？显然也没有。所以“仁”的核心就是人内在的心理状态，只有有着良好心理状态的人才能团结和睦于人，也只有有着良好心理状态的人才会具有羞耻之心。而一个人一旦具有了羞耻、羞愧之心，也就是他对社会行为规范的一种反思，也就是说他承认社会行为规范的合理性，以及对自己行为的批判。所以孟子才会说：“没有羞耻之心的人，简直不是个人。”
所以，孔子接着说：“苟志於仁矣，无恶也。”意思是说：“若是有志于与人相互亲爱，也就没有羞耻、羞愧了。”这其实也就是我们现代所谓的心理健康了。有志于与人相互亲爱，就少有私心杂念；一切的言行，都在于与人相互亲爱，便能培养出良好的心理状态，有了良好的心理状态，也就不会胡思乱想，胡作非为，胡言乱语，当然也就不会有羞耻感了。这个良好的心理状态就是替别人着想，就是相互理解。若是只替自己着想，也就会变成病态人格。从私有制一开始，人类即分得有富贵贫贱等级，这是人类发展史上不可避免的历程。在这个有富贵贫贱的等级社会里，当然是每个人都想往富贵而羞耻于贫贱，这是人之常情。然而在这些富贵贫贱等级之中，怎么样做到与人相互亲爱，这就是个大问题。在《学而》第十五节里，子贡提出过“贫而无谄，富而无骄”，子贡认为，真正地富贵了，但还是与平常人一样，没一点架子，还是很谦恭有礼地待人接物，尤其是对贫苦的老百姓也是同样，但是，孔子并没有赞扬他，只是说，也还可以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，如果贫穷落魄还仍然是快乐的，如果富贵以后还是很谦恭有礼的，才是真正地广作到了“贫而无谄，富而无骄”。也就是说，仅仅做到“贫而无谄，富而无骄”还不行，还要“贫而乐，富而好礼”才行。“贫而乐”即是人之心理健康之表现，也就是人在贫穷之中仍能与人相互亲爱，所以他是快乐的。“仁”的内涵是与人相互亲爱，它与“礼”的关系是相互相承的，与人相互亲爱也就意味着遵守社会行为规范。所以富贵了而仍能遵守社会行为规范，也就必然是能与人相互亲爱的了。因为，如果是“富而不好礼”的人，必然有等级观念，必然不会遵守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，必然是骄傲自大，目中无人，这样的人怎么能与人相互亲爱呢？至于贫贱，很少有人是安贫乐道的，即使是那些有宗教信仰的人的“苦行”，以及一些所谓的“隐士”，他们追求的是平静与安宁的淡泊，不是一般世俗意义上的贫贱。在世俗社会中的贫贱，是没有地位的，是随时随地都要受到侮辱而又不能反抗的。真正能乐于贫贱而能承受各种侮辱，就必须要有非常健康的心理状态，以及非常强的承受能力。孔子在这里所表述的“贫与贱”，即是那种隐士似的平静与安宁的淡泊。当然，从贫贱而富贵，通过人的奋斗努力是可以做到的，从富贵而到贫贱，就很难做到了。所以，不论富贵与贫贱，如果都能做到“好礼”而“仁”，也就是一个正常的人，一个好人，甚至是一个君子了。
以上着重是讲人的价值观，因为只有做一个仁爱的人，做一个君子，才会有羞耻感，才会产生出荣辱观。然后，在《宪问》第一节中这样记载，宪问“耻”。子曰：“邦有道，谷，邦无道，谷；耻也。”这个意思是说：原宪问关于什么是耻辱的问题。孔子说：“国家政治清明，可以做官拿俸禄；国家政治黑暗，拿着俸禄，就是耻辱。”耻辱，是士们、君子们经常遇到的问题，所以，原宪这里的问话，就比子路、子贡的问话要上了一个层次。因为，在孔子前面所说的话中，可以看到小人们是不会有羞耻心、耻辱感的。那么，君子、士们的羞耻心、耻辱感表现在哪里呢？孔子在《泰伯》第十三节中曾经说过：“笃信好学，守死善道。危邦不人，乱邦不居，天下有道则见，无道则隐。邦有道，贫且贱焉，耻也，邦无道，富且贵焉，耻也。”意思是说，天下太平就出来担任职务，天下混乱就隐姓埋名。国家的政治清明，而自己却是贫困且下贱，就是耻辱；国家的政治黑暗，而自己却是富裕且贵极人臣，也是耻辱。因为他们发的是战争财，发的是国难财，是在国家、民族还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就先中饱私囊的人，这种人当然就更是读书人知识分子的耻辱了。因为，作为君子、士们所思所想的首先应该是人民大众，所作所为应该是“先之劳之”而“无倦”的，才能算是君子、士。不先想人民所想，不先劳人民所劳，不能与人民建立相互亲爱的关系，也就不能算是个君子，算是个士了。孔子在《里仁》第二十二节里说过，“古者言之不出，耻躬之不逮也。”意思是说，古时候的人不随便说话，是怕自己做不到。也就是现代的“承诺”。这其实也是孔子对君子与小人的判断标准。君子在有了自己的正常的人生规律后，重承诺，说话算话，守信用。而小人却因为没有正常的人生规律，而往往是说话不算话，不守信用，不重承诺，信口开河，骗得一回算一回。因此，作为一个君子，不会轻易发言，如果说了，就一定要做到的，这就是为了维护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的关系。说到做到，才能得到别人的信任，而彼此产生了信任感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能达到相互亲爱了。这也是现代所谓的“信誉度”，没有了信誉，彼此间不信任，人与人之间怎样交往呢？若互不交往，也就无法生存下去了。所以小人在情场上、生意场上、官场上都呆不长久，最关键的就是没有信誉度，没有人相信他们。一个人，如果得不到家人、朋友、同事的信任，那是很痛苦的一件事。如果能得到一个人的信任，那么你就会感到一丝欣慰；如果能得到很多人的信任，那么你就会感到幸福了。
《论语•阳货》借阳货讥讽孔子为引，集中探讨了君子的羞耻问题。第十八节载：子曰：“恶紫之夺朱也。恶郑声之乱雅乐也。恶利口之覆邦家者。”意思是说，孔子说：“我羞耻于那紫色抢夺了朱红色的地位，也羞耻于那郑国的音乐搅乱了真正的雅乐。也羞耻于那花言巧语颠倒是非而使国家倾覆的人。”紫之夺朱、郑声乱雅乐、利口覆邦家等这些人从表面上来看，似乎都是正人君子，都是光明正大，然而骨子里却充满了个人的私欲。朱是红色，为正色，紫就是红得过分了，红得发紫，反而就侵夺了正色，盖住了正色。也就是说，清廉得过分的官员其实往往就是大贪官，他贪的不仅仅是一点金银珠宝，而贪的是最高的地位，一旦获得了最高地位，他也就会原形毕露了。郑声也是如此，当时郑国的音乐多是奢靡之音，下流而淫荡，柔美而软懒，多属于民间的鄙俗小调，确实好听，但这种音乐的流行也就搅乱了正统的音乐。而所谓利口者，也就是花言巧语了，但比花言巧语还胜一筹，说起来振振有词，光冕堂皇，似乎都是为国为民，可是没有真正的思想内容，即使有，也是地方保护主义，为了一个小地方的利益而不顾大局、而出卖大局，出卖了国家和人民。这三种人都是很能迷惑人的，辨别能力稍差一点的人，都会被迷惑住，从而与他们同流合污，危害了国家和人民。所以孔子羞耻与这种人为伍，并要求子路一定要会辨别，而辨别的根本则在于学习，“好仁不好学，其蔽也愚；好知不好学，其蔽也荡；好信不好学，其蔽也贼；好直不好学，其蔽也绞；好勇不好学，其蔽也乱；好刚不好学，其蔽也狂。”就是这个意思了。
在第二十四节中又载，子贡曰：“君子亦有恶乎？”子曰：“有恶。恶称人之恶者，恶居下流而讪上者，恶勇而无礼者，恶果敢而窒者。”曰：“赐也亦有恶乎？”“恶徼以为知者，恶不孙以为勇者，恶讦以为直者。”这个意思是说，子贡说：“君子亦有羞耻之心吗？”孔子说：“有羞耻之心。羞耻于说别人的坏话，羞耻于处在下位而诽谤地位在他之上者，羞耻于自以为勇敢却不遵守社会行为规范者，羞耻于自以为果断决然而顽固不通者。”孔子接着问：“子贡你也有羞耻之心吗？”子贡回答说：“我羞耻于抄袭别人的东西还自以为聪明的人，羞耻于不谦逊却自以为勇敢的人，羞耻于攻击和揭发别人还自以为公正正直的人。”子路问了勇，子贡接着问勇的另一面，即羞耻。有些人因为耻于某些事情而不为，从表面上来看就是不勇，所以子贡来问这个问题。从前面所有的论述来看，君子就应该是胸怀磊落光明正大的人，那为什么君子还有些事情不去做呢？是不敢去做还是耻于去做？这就引出了君子是否有羞耻之心的问题。孔子说君子也有羞耻之心的，君子耻于说别人的坏话，这不是不敢说，而是不愿意说，某个人做了不好的事情或是错误的事情，当面批评他一下也就是了，何必要背后说人呢？如果是诽谤地位在他之上者，那就更不对了，“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”，自己的地位居下，因此对上级的各种事务不了解。不了解而去诽谤，就很容易犯错误，所以君子耻于这样做。自以为勇敢却不遵守社会行为规范，好勇斗狠，自以为果断决然而顽固不通，听不得反面意见，这些都很容易使人犯错误，所以君子耻于这样做。
孔子在表述了自己的思想后反问子贡，你有没有羞耻之心呢？当然有，其实任何人都有羞耻之心，只不过不一样而已。子贡的羞耻之心就在于：羞耻于抄袭别人的东西还自以为聪明，羞耻于不谦逊却自以为勇敢，羞耻于攻击和揭发别人还自以为公正正直。这师生两人的对话，根本就在于说明阳货、公山弗扰、佛肸等这些窃国、窃位者是没有羞耻心的，为了自己个人的利益，他们可以“无所不至矣”。而君子正因为有了羞耻之心，所以有些事情便不愿意去做，表面上就显得软弱了点，不勇了。
然后孔子说：“年四十而见恶焉，其终也已！”意思是说：“年纪到了四十岁而见到有羞耻之心，穷尽它也就是了。”一个人活到了四十岁，也就应该是“四十而不惑”了，不惑之人也就是很有生活和生产经验的人。既然有了丰富的生活和生产经验，如果再见到自己有羞耻之心，怎么办呢？退避三舍呢还是勇敢面对呢？羞耻于之后又该怎么办呢，孔子亦没有说。所以，这一节是对全篇的一个结论。也就是说，对阳货、公山弗扰、佛肸等这些窃国、窃位者，难养的小人们，孔子耻于与他们为伍，耻于与他们共事。但并不仅仅是羞耻于就完事了，孔子最后说，穷尽它也就是了。这里所谓的“穷尽”，也就是要求学生们一定要彻底认清楚这种小人的嘴脸，不要上当受骗，不要被所谓的“乡愿”蒙蔽，不要被所谓的“道听途说”蒙蔽，亦不要被所谓的“狂、矜、愚”蒙蔽，亦不要被所谓的“紫色”、“郑声”蒙蔽，尤其是不要被“巧言令色”蒙蔽。一旦羞耻于……，穷尽它也就是了。因为如果不穷尽它，它就会蒙蔽住你的心灵，你的理智，你的眼睛。那怎么样穷尽它们呢？还是那句话：学习而且经常调节自己，也就会获得愉悦了。关于儒学的“荣辱观”问题，儒家诸子还有许多论述，尤其是子思、孟子、荀子等人，由于篇幅繁多，这里就恕不不一一引用了。仅从所引《论语》这几段来看，我们就可以知道儒学是要人有羞耻感，要树立起做一个君子的荣辱观，才能获得幸福而快乐的生活。否则，终是小人一个！被人们称为小人，恐怕心中终是不快乐的吧！